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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介入有度,养狗法规应有情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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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介入有度,养狗法规应有情有理

导读: 以下为凤凰卫视5月16日《新闻今日谈》节目播出“郭一鸣:‘一犬政策’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字实录:刘珊玲:郭先生,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城市里头养狗已经成为家庭的一种生活情趣,甚至是一种时尚。但是也衍生出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说,上海在昨天开始实施一个新的养狗的政策,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2459 67 访谈:公开管理透明收费 养狗法规应有情有理 作者:宠星球 狗民网 |2006-11-29

“狗通人性”,养狗本来能给人带来欢乐和安慰,但是由于管理等跟不上,养狗也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疾病传播、噪声扰民、交通隐患、邻里纠纷、流浪狗对人健康安全的威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养狗,让一部分市民欢乐的同时,也让一部分市民不堪其扰。养狗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

以下为凤凰卫视5月16日《新闻今日谈》节目播出“郭一鸣:‘一犬政策’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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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养犬、文明养犬、健康养犬,前提是依法养犬。养狗有法可依,却常常“法不责狗”。面对尴尬,是法规有问题,是执行不到位,还是养狗者缺少自律?

刘珊玲:郭先生,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城市里头养狗已经成为家庭的一种生活情趣,甚至是一种时尚。但是也衍生出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说,上海在昨天开始实施一个新的养狗的政策,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如何看待养狗法规管不住狗的现象?养狗的法规应该怎么立?

2006年北京市登记年检犬55万余只。然而,市小动物协会统计表明,宠物狗数量已达100余万只。意味着至少有一半以上狗是“黑狗”。

郭一鸣:狗从过去中国人养狗是来看家护院的,现在变成宠物,这是个社会的进步,经济温饱问题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也带出来。就是养狗太多,会对社会对公众造成滋扰。据说中国的狂犬病致死的这个人数在人球是第二。所以这个养狗也不是个人的喜好的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任何法律都涉及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宠物饲养,直接与老百姓的生活相关,立法多听老百姓的意见,那么这个法律会科学得多,执行也会容易得多。比如到底该不该收费,该收多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应该是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结果;再比如,关于一些城市禁养35厘米以上大型犬的规定,为什么是35厘米,得有个说法,在这方面,征求公众和专家的意见很重要。

提到养犬管理条例,不少养狗人的理解就是“办证”和“罚款”。狗主人们在一起常交流,打疫苗、防止狗叫扰民、办证不办证等都是热点话题。

上海这个政策叫做“一犬政策”,就每户只能样一条狗,而且这次的政策还规定,就过去你养宠物养狗,每年要交2000块钱,这次除了限定狗只以后把这个价钱调下来,2000块变成500块钱,郊区可能就更便宜,300、100。

在立法方面,一些城市的探索可以借鉴。比如贵阳市在制定《贵阳市城镇养犬规定》时,最初的草案是参考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定制定的,但在向市民征求意见时,争论激烈,最终吸纳市民意见做了较大修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任何法律都涉及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宠物饲养,直接与老百姓的生活相关,立法多听老百姓的意见,那么这个法律会科学得多,执行也会容易得多。比如到底该不该收费,该收多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应该是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结果;再比如,关于一些城市禁养35厘米以上大型犬的规定,为什么是35厘米,得有个说法,在这方面,征求公众和专家的意见很重要。在立法方面,一些城市的探索可以借鉴。比如贵阳市在制定《贵阳市城镇养犬规定》时,最初的草案是参考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定制定的,但在向市民征求意见时,争论激烈,最终吸纳市民意见做了较大修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个政策出来,还是我觉得还有一些争议,大家还在说,怎么执行,等等。但我看到这个政策我就想,这是一个社会,我们刚才讲的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政策的制订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思考的。我觉得在这个制订“一犬政策”的过程中,上海市政府背后的出台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体现它对上海城市管制的一些理念。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一部法律如果不能对现实进行控制,那么只能表明立法的失败。养狗已经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对其立法涉及公众利益,因此,一定要从历史和现状出发,从养狗人和非养狗人的角度综合考虑,鼓励公众参与,让社会的习惯上升为法律,这样的法律,才能是一部获得普遍遵守的法律。而我们现在的养狗法规由相关管理部门制定,部门一般从方便、好管的单一角度出发,难免与人情习惯有差距。立法不仅仅要考虑条文自身的“科学性”,更应该与人们的需求、人们的行为特点结合起来。

他还指出,政府应该是一个中立者,负责协调养狗者和不养狗者的关系,权衡二者各自的利益,其职能是协调、裁决和管理服务。政府管理养狗,除了有专门机关负责外,还应该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借力发力”,充分利用中介机构、民间组织的作用。汪劲:养狗涉及到民法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相邻关系,一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养狗在传统法中虽然属于私法范畴,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但是,公权力的介入应该有一个度,如果介入过多,会适得其反。养狗许多时候涉及到对私权的保护,而对私权的保护,调动民间社团的力量非常重要。

首先既然养狗会有造成对其它人的滋扰,也有很多的副作用,刚才讲的狂犬病问题等等。它没有采取一种一禁了之,按理来说你就把它禁了就完了嘛,城市不让养最简单,就把它全给赶走。但是它没有这样,那我觉得这里面为什么没有采取简单的做法,像我记得新加坡说吃口香糖是会影响卫生,不准你吃口香糖不就完了嘛,你吃,我就罚你。上海没有禁,我觉得这里面背后就是有一个问题。

在管理养狗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确确实实这个社会,因为养宠物养狗,已经成了城市有一些人,他们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了,业余生活的需要了。也许对这些人不是很多人,现在上海大概有60万条狗,现在养了有60万条狗,不过真正拿有狗证的只有14万多一点,那还比较少,很多是非法养狗的。但养狗成了一个时尚,成了一个趋势这是事实。

湛中乐:政府应该是一个中立者,负责协调养狗者和不养狗者的关系,权衡二者各自的利益,其职能是协调、裁决和管理服务。政府管理养狗,除了有专门机关负责外,还应该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借力发力”,充分利用中介机构、民间组织的作用。

那在照顾这些人,照顾小众的利益。在小众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里面取得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这是个文明的体现。如果从管理来说,简单的禁了不就完了嘛。但是你禁了,你管理是容易了,但是那些小众,就是那些喜欢狗,喜欢养宠物的那些人,他们的那种自由,那份养宠物的自由,那种情趣,那种有个人把它当做精神的慰藉的那样一种需求就被扼杀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市政府能够这么做,其实是在小众和大众的利益里面作出了平衡。我觉得这点很值得我们肯定的。

汪劲:养狗涉及到民法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相邻关系,一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养狗在传统法中虽然属于私法范畴,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但是,公权力的介入应该有一个度,如果介入过多,会适得其反。养狗许多时候涉及到对私权的保护,而对私权的保护,调动民间社团的力量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这里面整个的政策的过程中,还是比较公开和透明的。这次炒了很久,包括上海市人大代表也在那儿争论,网络上的很多民众也参与了这场争论,包括应不应该全面禁,应该一年要交多少钱比较合适。还有的你订了这个法律以后,将来怎么执法,执法会不会引申出一些什么问题,等等。

养狗中的许多行为都是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需要政府的管理智慧。政府可充分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比如社区物业公司、居委会,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管狗,效果可能会好得多。比如,《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饲养两只以上犬只的,应当符合所在社区或者住宅区相关公约,并出具居民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同意饲养的证明。”长沙、武汉的养犬法规也有类似规定。

我觉得一个公共政策,毕竟这牵涉到不仅仅是60万养狗的人,还有那些不养狗的人也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政策。能够广泛的透明化,让民众来参与,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值得推崇的。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公共政策,缺乏的就是这一点。比如说前不久在北京,因为这个道路度堵塞问题,车太多了。车太多以后,后来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争议以后最后采取一样做法,就是限制买车,车不要买太多,车不是堵太多嘛。

养狗的相关费用备受关注,“狗费”应该怎么收,如何用?

摇号,摇了号你有号你就去买一个车。虽然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也有公众参与讨论。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毕竟是很被动的,就是说开始政府没有考虑到道路的资源的问题,结果你开始是鼓励不断的鼓励大家买车,要推动内需,然后你买车我还给你补助。但一旦发现车太多了,而道路这个资源,就公共的道路的资源太少了,堵塞了。然后就来拿公众他们的一些需求,来为你自己的政策来买单。

湛中乐:“狗费”的收取标准应该公开透明,并听取公众意见。“狗费”的收支应向养狗人公开,收得明白,用得明白,保障其知情权。对收取的狗费,应该专款专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与民争利。狗费“取之于犬,用之于犬”,包括对狗打狂犬疫苗、流浪狗的收容和救治、对狗实施无害化处理等,还可考虑从该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一个受害人救助基金。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未免有欠公平。实质上现在北京还在这么做,但是大家还是意见很大的。上海这样的做法,我觉得相对来说比北京的做法要公平一些,要公平的多。一是你可以不断的比较,不断的发表意见,然后我们拿出一个大家觉得比较能够平衡两边利益的这样一个做法来。

在立法方面,一些城市的最新规定值得重视。比如贵阳市的养犬条例规定:实行养犬登记管理,不收注册登记费和年审费,只收卫生费,但养犬人一旦违反规定,就要负较重的法律责任,这种“低收费,高处罚”的模式权衡了各方权益,值得借鉴。

我刚才讲的,公共讨论里面也有一些,公众讨论说可以学香港,借鉴香港的养狗的政策。我看到香港养狗的一些规定也谈的很细,说香港的地方更小一点,香港人家怎么能把养狗这个事,宠物狗这个事管的那么好呢,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与。

汪劲:养狗费用到底该收多少,其标准应该按养狗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进行核算,包括管理养狗的费用等。可以尝试按不同的犬种所带来的不同管理成本,规定收取相应的费用。如果引入社会力量管理养狗,收取的费用除了政府必要的支出外,也应该用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狗咬伤人的危险性,也可引入保险,规定让养狗的人为狗上保险,具体险种和金额,可以根据犬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公共政策有不同的层面,也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他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不同的诉求。这应该是一个,公众政策确定过程中应有之意。这次我觉得上海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虽然好像是一个关于养狗的问题,似乎好像是不牵涉到很重大的一个政治或者经济的一个决策。但是恰恰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上海市政府它的执政为民的这样一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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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让老百姓说说话。我最后的决策也站在你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仅仅是方便我管理,不仅仅拿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压少数人的利益,我都听。香港的情况我也可以借鉴,我最后拿出我的办法来,虽然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但这个起码我已经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我听进了各方的民意,最后作出这个决定。虽然这个决定里面仍然还会有不同的声音,还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觉得这样做是很好的。

我也希望这样一种做法,其实上海在经济上不断给国内不断带来一些表率的作用,因为上海现在是国内的龙头,经济发展的龙头。我想今后在城市管理,城市立法,城市管制这方面其实也有条件,因为上海的素质,上海的经济,上海人的素质等等,他都有条件在这方面为其它的城市,因为现在国内其它城市也在看,你怎么做。因为其它城市也面临同样一个,关于怎么管宠物狗的问题,同样都有这个问题。他们现在看你上海怎么做,上海今天这么做,它的这些立法的过程,以及它背后的理念,其实我觉得值得其它的城市借鉴。

不仅仅是狗的问题,宠物的问题,我希望在关于民生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老百姓的福祉的这样一些问题,都能够用这样一种透明的公开的兼听这样一种手法来进行决策。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社会就会多一些和谐,少一些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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